何清涟:中国舆情与政治之间的复杂演变



最近,陕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任贤良在《红旗文稿》(最高党刊《求是》麾下)上发表“统筹两个舆论场 凝聚社会正能量”,因其针对“强势媒体与意见领袖”那番杀气腾腾的狠恶之语,如“该警告的警告,该禁言的禁言,该关闭的关闭”,在微博上引起骂声一片。

但我感兴趣的却是这篇文章对官方与民间各有舆论场这一事实的承认。确实,从2009年8月中国开始启用微博以后,政府对舆论的垄断受到严重的挑战,尽管北京仍然一意孤行地继续实施“控制与引导”并行的政策,但面对微博这一自媒体的兴起,政府深感失控,任贤良这番发言就体现了这种失控感。

民间舆论阵地出现是官民利益严重冲突的产物

任贤良们没有认识到的是:两个舆论场的出现,并非完全是因为互联网的普及帮助人们了解真相,而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利益分配已经形成了官民严重对立的格局。对于非常讲求实际利益的中国人来说,与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舆论的政府“分立”,仅仅只有真相是不够的。只有当人们深刻感受到人民已经被统治集团抛弃、而且自己不幸正好是被抛弃的一员之时,中国人才不得不与政府“分立”并被迫一步一步走上对抗之路。

马三家劳教所虐囚事件本身足以证明,对中国人来说仅有真相是不够的。马三家劳教所虐囚其实并非新闻,2001年2月13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曾发布一份妇女酷刑特别调查报告(Integration of The Human Rights of Women and The Gender Perspectiv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United Nations ),报告提交者是联合国妇女暴力特别报告员库玛勒斯瓦米(Radhika Coomaraswamy),其中就有关于马三家女子劳教所虐囚的具体描述,与最近这篇内容极其相近,其中细节惨不忍闻。只有一个细节是《LENS视觉》(2013年4月号)没提到的:2000年 10月,在辽宁省沈阳市的马三家劳教所,教养人员将18名女法轮功学员衣服剥光后投入男犯牢房。

但联合国这一报告几乎未曾引起媒体关注。原因也很好理解:2001年正是世界张开怀抱热烈欢迎中国加入WTO之时,马三家虐待女囚这种无底线地摧残人的尊严和情节,成了当时那曲世界合奏的“中国交响曲”当中极不和谐的音符。更何况那时大多数中国人都以为国家的强大是个人幸福的保证,对中国政府将法轮功定位于邪教这一宣传深信不疑。因此,尽管这个报告是由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发布,但国际媒体的眼睛几乎全部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光明前景上;看到这些消息的海外华人,一边倒地相信这些消息是“国际反华势力”在抹黑中国;少数中国人就算心里清楚这是真的,也会安慰自己:被政府劳教的人大多是社会渣滓,罪有应得。

《LENS视觉》登载的马三家劳教所虐囚日记,披露的事情与12年前相差无几,但引起的社会反响却迥然不同,只有一个解释:中国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已丧失殆尽;政府对暴力的迷恋,让中国人认识到劳教制度的黑暗正在吞噬普通人的尊严甚至生命。中国社会的内在紧张,可从《国防白皮书》所列数据管窥一二:中国武警2011-2012年累计用兵160多万人次,每天平均4384人次,对内用兵如此之勤,说明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形同水火。

“任贤良们”可以制造各种精巧的谎言操控舆论,但无法改变人们对自身生活的感知。微博这种自媒体的出现,使民众有平台表达自己的意见。更重要的是,微博传递信息的快捷性与丰富性,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了国际国内记者获取新闻素材的的重要信息源。中共只要继续剥夺民众利益,宣传机器就无法改变两个舆论场这一事实。苏联克格勃全盛时期,都还存在人们私下议政的厨房文化,更何况有了互联网的今天?

寄生于这个体制的任贤良们并不了解中国人的绝望感:环境生态的严重恶化导致中国人失去了干净水与新鲜空气这类基本生存资源,食品安全威胁着国人的健康,为了让孩子吃上安全奶粉而不惜冒着在香港违禁坐牢的危险。这种绝望的生存状态,让很多中国人认识到一点:自己就算是政治上绝对服从,在中国也难觅安全生活。

借“外宣”以壮“内宣”的操控模式蒙蔽了中共自己

传播学中一个重要的原理,即信息的传播不等于信息的到达(即有效地影响受众)。这一点是中共的宣传部门永远不能理解的,因为他们笃信一点:只要坚持灌输,就一定能够收到洗脑之效。在这一“信念”驱使下,他们除了动员一切资源掌控国内媒体,还投入巨资在全球范围内打造“大外宣”系统,还高薪聘请外国记者在外宣媒体供职(近年各国媒体大量倒闭,不少记者失业),以此“争夺话语权”。与此同时,中共当然也不会忘记向一些资深“中国专家”做统战工作,让他们“自觉”地为中共在英文媒体上撰稿,时时为中国的进步发出赞叹之声。

海外各大华文媒体早就被中共以直接投资、间接投资等各种形式控制,国新办通过开会、办学习班等形式定期对这些华文媒体的总编辑等进行培训,不少媒体的总部就设在中国,由中国总部供稿。《人民时报》、新华社及《环球时报》会经常引用这些“外媒”的报道与外国专家的评论称,世界各国人士高度评价中国改革开放成就,赞扬中国领导层的战略眼光与卓越的领导才能,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与影响已与美国并驾齐驱,很快还将超过。

凭借网络长城将中国的信息与世界分隔开来之后,中共使用这种“在谎言中混杂着部分真相”的宣传技巧,以及“内宣”与“外宣”相结合的方式,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欺骗与愚弄作用,对于那些习惯于从CCTV与人民日报获得信息的人群影响尤其显著。但问题是,“假作真时真亦假”,中共自身也难免被自我宣传与一些外国人的谄谀之辞给蒙骗了。由于“内宣”与“外宣”在中国是两套系统,一些党内“理论专家”甚至不知道许多“外媒”如《星岛日报》、《南华早报》、《联合报》等早就成了自家人,看过党媒对这些“外媒”的引述,真以为这就是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真实评价。这就是今年中宣部误将第一夫人的美貌魅力当作中国软实力大加宣传的由来,因为这些港台“外媒”确实引述了不少外国专家的相关评论,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纪思道发表在《纽约时报》上那篇有关习近平一定会改革的“三要素论”——习父的改革基因遗传给了习,习夫人的美貌魅力深受中国人欢迎,习小姐在哈佛读书说明习对西方文明持接受态度。

由于“内宣”借“外宣”以形成有利于中共的国际舆论,再加上中共视一切批评意见为“反华反共势力”的恶意诬蔑,以及五毛等网络水军那廉价的赞扬,最后导致中国执政集团及其宣传系统成为一个自封闭系统。无论是对人民与政府的关系,还是对中国的真实民意已经缺乏基本认知,甚至愚蠢地将自己营造出来的“民意”当作真实民意。4月15日,《人民日报》麾下《人民论坛》做了一项网上民意调查,问卷名为《“信心·信念·信仰”调查》,就是否赞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是否赞同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制度征集投票,半天之内,3000余位网友参与了投票,选择不赞同的超过80%,《人民论坛》不得不迅速关闭该页面。这次民意调查自信心满满开始,以惶惶遁去告终,充分说明中国政府的信息控制不仅阻断了民意的真实传达,连他们自己都丧失了解真实民意的途径。

历史证明,没有任何政治集团能用枪杆子与谎言长久统治一个国家,当年的苏共如此,中东北非的独裁国家亦如此。中共拼命开动宣传机器,并投入巨资打造“大外宣”争夺话语权,实际上是想用陈腐不堪的极权政治的控制方式来挽救中共的腐朽统治,其结果有如“盲人骑瞎马”,掉入深渊的一天终将来临。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02期 2013年4月5日—4月18日)

何清涟:人民,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何清涟 发表 于美国之饮中文博客 一月 18, 2013

近年来,“人民”、“爱国群众”等集体名词越来越频密地出现在中国的官方宣传当中。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已经成了毛左、愤青与社会底层争夺话语权并自赋“身份自信”的主要词汇。1月13日,作家李承鹏在北京签名售书被掌掴、扔菜刀。打人者尹某说,他之所以打李承鹏,是因为李是“汉奸”、“随意抹黑爱国群众”。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1793年11月8日(法国大革命时期)罗兰夫人走上断头台时的临终之语:“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在中国,只要将“自由”改成“人民”二字,绝对适合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国历史。以近期为例,2012年9月中旬持续几天的“反日爱国游行”中,游行者的打砸抢行为是“人民群众”出自爱国热情,韩德强掌掴老人也是基于“人民热爱毛主席的朴素情感”。即使在推特、微博中出现痛骂各类精英的文章,不少也是以“人民”的名义。最近在《南方周末》事件当中,我因写文章支持南周,也被一些自赋“人民代表”身份的人缠斗了许多天。

所有这些,让我这个少年时代经历过“文革”的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文革”时期那些假“人民、群众”之名以行的各种罪恶,比如我曾亲闻亲历的湖南道县与邵阳县的大规模集体屠杀,就是以“贫下中农法庭”的名义实施的——“文革”及“文革”前,在中共的政治序列中,贫下中农是“人民群众”的主要代表,其政治地位仅次于工人阶级,高于革命干部。因为亲历亲闻了不少假人民名义以行的罪恶,我一直在思考,“人民”、“群众”、以及“爱国人民”、“革命群众”等集体名词到底由何而来,代表什么?

“人民”这类集体名词被纳粹与前苏联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意义,在有政治需要时则实体化。中国对“人民”这一词语神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在沙俄政教合一的意识形态专制时期,俄罗斯知识分子以专制权力为批判对象,从而在社会分层与政治分野中与民众为伍。但民粹主义知识分子心目中的“人民”大众,严格说来是形而上的,是种理想人文意义的体现,因此“人民”这个名词被赋予了极为崇高的意义。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曾对俄国民粹派的这种人文意义化的“人民”观念作过以下描述:

“有时候他们谈到了人民,连我自己也很惊奇,为什么我会有跟他们不同的想法。在他们看来,人民是智慧、美德和善良的化身,是近乎神圣的统一的整体,是一切 高尚、正直、伟大的开端。我可是没见过这样的人民。我曾见过的有木匠、有码头装卸工、有泥水匠,我还见过雅可夫、奥西普、葛里高利。然而在这儿他们所说的 却是一种作为统一整体的人民啊。他们把人民看得比他们自己更加高贵,甘愿服从人民的意志。而我觉得倒是他们这些人身上,才……集中地表现了一种热望依照博 爱精神生活和自由建设生活的善良意志。”

受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人民”这个词在中国被赋予了不少神圣光环。时至今日,在中国话语中只要提出“人民”——还有“人民”的同义词“群众”及“老百 姓”,依然具有极强的道德威慑力,“代人民立言者”也随即有了某种道德神圣性。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的命运就不由自主地与“人民”联系在一起:“文革”时期,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并宣判他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时,是假人民名义以行;“文革”结束之后刘少奇获“平反昭雪”,在纪念刘一百周年诞辰时,刘夫人王光美那句“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同样被广为传诵。看到这句话时,我不由得想起自己十余岁时在一份批判材料上读过的一首诗(不记得是谁所写):

人民是什么?
人民是旗帜。
需要的时候将它顶出去,
不需要的时候将它卷起来。

人民是什么?
人民是矛和盾。
向敌人进攻时用它作矛,
防御敌人时用它作盾。
……

但“人民”这个集体名词代表什么呢?什么也不代表。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就轻易地解构了“人民”这个集体名词的虚无及其内涵之不确定性:上世纪80年代,我乘长沙至上海的火车,经过鹰潭时,火车上发生烟花爆炸,秩序大乱,一位20多岁的青年男子见人多拥挤无法下车,于是砸碎一块窗户玻璃,从窗户跳下去。车下的乘务员抓住他要其赔偿国家财产。男青年向其解释这是紧急情况下的应急之举,但乘务员不接受他的自辩。于是他问那位乘务员:“国家财产是不是全体人民所有?” 乘务员答称:“是”;男青年再问:“我是不是人民一员?”乘务员稍稍犹豫后勉强回答:“算是吧”。青年从背包里找出笔,并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刷刷地写了一张纸条,声明他今后放弃属于他的那份国家资产,以此抵赔那块砸碎的玻璃。末了趁乘务员低头看纸条之机,窜进人流中溜了。

这个真实的故事说明,人民(包括群众)这类指称人群的集体名词是多么荒谬:它不可拆分,任何个人都可以假借“人民”的名义,而与其意见不同的人却难以拒绝被代表。它也无法确权,中共政府一直宣称中国是全民所有制,人民是国家财产的真正主人;但国企改制的时侯,国企工人就没资格拥有那一份名义上属于自己的财产,而厂长书记却成了企业私有化之后理所当然的新主人。1982宪法宣布“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之后,“全体人民”不仅失去了过去30年里他们曾经“所有”的公共土地,也失去了祖祖辈辈都曾拥有的宅基地,据说这一宪法条文也是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增加的。当某人在电视采访中奉承政府及其官员时,他理所当然地被尊为“人民”;一旦他为自己的权利受损而反抗(如拆迁户),立刻就成了人民的“敌人”。不止政府会滥用人民的名义,殴打李承鹏的人,就是自认为爱国的“人民群众”。

在祛“人民”“群众”、“集体”这类极权政治下特有的集体名词之魅时,有两位欧洲学者的书不可不读,一是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作者指出,极权主义创造了许多集体名词和盛大仪式,以神化自身。书中对群众、暴民与菁英分子的结合有深刻理解。如果对书中大量剖析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不感兴趣,可读台湾学者蔡英文早年的简译本《极权主义》。另一本不可不读的书是法国学者勒庞的“The Crowd——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中译者冯克利将其翻译为《乌合之众》可谓神来之笔。勒庞是位保守派社会精英,他反对传统的国家主义及新兴的集体主义,推崇英美式自由主义。他经历过巴黎公社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等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亲眼目睹了法国民众在传统的信仰与权威崩塌后,被近乎宗教般的革命激情熏陶,终于退化成一群野蛮、善变、极端的原始人,在少数人的怂恿下,民众会毫不犹豫地做出骇人听闻的暴行,事后却要求“爱国主义”的荣誉勋章。

在中国,“人民”这一集体名词被反复使用时,使用者要借用的就是这一名词那神圣的内涵,强调“人民不会犯错误”的永远正确性。但一落实到单个人即人民的某一分子上,各种糜烂就无法掩饰:上层的专制、贪婪腐败与纵欲,中层对权力的怯懦与谄媚;底层社会更是千姿百态,有的生产有害食品、有的坑蒙拐骗,有的成为五毛,……将这样的单个人加总出一个神圣无比的“人民”,只能说是自欺欺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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